四川窖藏文物見証宋元戰史不少成為鎮館之寶

原標題:四川窖藏文物見証宋元戰史



南宋 銅獅子熏爐 (四川博物院藏)



南宋 景德鎮窯青白釉三足蟾蜍水盂 (1991年遂寧金魚村窖藏出土)



南宋 銅鴨熏 (四川宋瓷博物館藏)



4G即時影像行車紀錄宋 黑釉長頸瓶 (成都沙河堡墓葬出土)



南宋 瓜棱形銀執壺 (德陽孝泉鎮窖藏出土)貨車行車記錄器

《天府遺珍——四川宋代窖藏文物精品展》於1月30日~5月3日在深圳博物館展出。展品包括四川遂寧窖藏、德陽窖藏、簡陽窖藏、什邡窖藏以及其他重要文物共200餘件,其中許多重要窖藏器物以及四川博物院舊藏精品都是首次公開亮相,極為難得。

據不完全統計,1949年以來,四川已經發現的歷代窖藏達400處以上,其中宋代窖藏至少超過30處。那麼,什麼4G-DVR即時影像行車記錄器是窖藏文物?為什麼四川的窖藏文物如此之多?它們又有哪些獨特之處呢?

窖藏文物完整精美

不少成為鎮館之寶

四川古代窖藏多分佈在川西平原及其周邊地區的城鎮,川西南和川西北的山區也有發現。發現窖藏最多的,有彭州市、劍閣縣、遂寧市和成都市區等,其中不少規模相當大。根據四川省博物館研究員史佔揚在其專文中列舉的數字:新中國成立初期,成都市區宋代窖藏,收集瞭邛窯陶器22368件﹔1972年彭縣唐代窖藏出土銅幣3300公斤﹔1982年新都縣黃田村唐代窖藏內埋置漢至唐代錢幣16.5萬枚﹔1984年江安縣南井街宋代窖藏出土鐵錢5噸﹔1985年彭縣九尺清代窖藏內置銀錠22677克﹔1991年遂寧市金魚村宋代窖藏內出土瓷、銅、石器計1005件,其中瓷器共985件。

史佔揚指出,許多窖藏文物已成為著名的精粹古珍或“鎮館之寶”,如1959年和1980年先後出土於彭縣竹瓦街兩個窖藏中的40 件殷周青銅器,1959年在德陽孝泉鎮窖藏內出土的117件宋代銀器,1996年彭州天彭鎮西大街出土的343件宋代金銀器等。就具體的文物而言,1986年雅安市文化路窖藏中出土的“至正七年置”元代青白釉瓷罐,1972年什邡兩路口宋代窖藏中的龍泉窯梅子青釉瓷碗和青釉長頸盤口瓷瓶,1983年江油彰明鎮宋代窖藏內的32枚銅象棋子和一件以李白醉酒為造型的圓雕石質墨洗,1992 年三臺縣潼川鎮元代窖藏出土青花牡丹紋雙耳瓷爐和青花象耳瓶等,都是難得的珍品。

宋代金銀器 四川佔半數

宋代金銀器多出土於窖藏中, 國內現發表資料的有3貨車行車記錄器推薦0多處,出土金銀器近千件。四川地區的宋代金銀器窖藏有近十處,加上館藏器物共約500多件,約佔半數。

專傢指出,這些金銀器器型多樣、造型精美、工藝復雜,代表瞭宋代金銀器制造的最高水平,是對四川地區宋代繁榮的金銀制造業最好的反映。目前發現的宋代金銀器窖藏全是南宋時期下窖的,其制作年代多應是南宋時期。四川金銀器的制造有記載的見於唐代。唐代金銀器的使用,在歷史上達到高峰,無論是制作工藝還是裝飾手法、內容、數量、質量均已達到頂峰,宋代金銀器基本未能超越。南宋時期社會高度商業化,體現在金銀器上,主要是造型簡單化,數量批量化,形體明顯單薄。地紋裝飾上,小碎點紋已大量使用,其次是立雕和半浮雕工藝的運用。夾層技法也得到使用,這種技法制成的器物不但有隔熱的功用,而且在形制上顯得更厚重,能更形象地表現仿古器型。仿古器型的出現與宋代“復古”思想有密切的聯系。除器型仿古外,還出現瞭仿古紋飾,如蟬紋、雲紋、雷紋等。正是這些變化,形成瞭宋代金銀器獨特的特征。

此次展出的德陽窖藏銀器是一次重要的發現。德陽孝泉鎮清真寺距離當時縣城約40裡。1959年3月22日,這批宋代銀器被發現,共117件。它們當時都裝在四耳陶罐內,罐口上蓋瞭一塊磚,周圍還一並埋有“崇寧通寶”80餘公斤,這是當時四川發現的最大一批出土銀器。在這批銀器上,有許多刻的和墨書的題記,刻有“周傢造”、“孝泉周傢打造”、“龐傢造洛陽子昌”等字樣。可知它們的作者,是當地周、龐兩傢的工匠。

因南北對峙格局

北方4G遠端監控行車紀錄器瓷難進蜀地

宋代制瓷手工業是繼三國、西晉和唐代之後再次出現的發展高峰,不僅名窯輩出,且名窯的精品瓷器在很大程度上已替代金、銀、玉器進入宮廷和官宦之傢,廣泛充作祭祀、陳設、文房用品和生活用器。專傢指出,四川出土宋代窖藏瓷器中最為常見的是景德鎮窯系,其次為龍泉窯系,而北方窯系除少量定窯、耀州窯器物外,其他名窯如鈞窯、汝窯、磁州窯等尚未發現。專傢推測這有可能是因為北宋滅亡以後北方窯場受戰爭影響太甚,同時南北對峙的格局也對南北方的經濟文化交流產生瞭一定的阻礙,北方產品要進入交通本就不便的蜀地則更加困難。

此外,四川本地窯場的產品出土數量雖然不如外地窯場多,但多為精品。其中最多的是四川彭縣的磁峰窯器物。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專傢陳揚指出,“磁峰窯繼承瞭唐代大邑窯的白瓷傳統,學習瞭定窯白釉印花、刻劃花工藝風格,是四川生產白瓷的地方名窯。雖然磁峰窯的白瓷從制作工藝上仍比定窯略遜一籌,但從出土情況看,它的產品還是很受當地人的珍視,在窖藏中經常是與定器同出。尤其是在南北對峙的歷史背景下,當定器很難輸入四川時,磁峰窯白瓷滿足瞭當地市場對高檔白瓷的需求。”

遂寧窖藏出土

最大龍泉青瓷

四川宋代窖藏瓷器中,規模最大、名聲最著者當屬1991年的遂寧窖藏。它的發現純屬偶然,是當地農民王世倫在兄長王世全傢的菜園中為其挖身後居所時無意中發現的。他們迅速報案,兩天後文物部門的專傢進場。經過發掘,現場出土瞭985件宋代瓷器。

遂寧宋瓷窖藏的出土在國內外引起瞭巨大的轟動。特別是其中出土的荷葉形蓋罐,高31.3厘米、寬23.8厘米、最大的腹圍接近一米。這種器型以前一直被認定為元代出現,而遂寧窖藏出土的這件,不僅是南宋龍泉青瓷中最大的一件瓷器,也是宋瓷當中唯一的一件同形器物,堪稱國寶。

陳揚指出,瓷器生產發展到南宋,世俗化和商品化是不可抗拒的兩個趨勢,將宋代的制瓷業推向瞭頂峰。四川地區窖藏出土的瓷器,無論是青白瓷還是龍泉青瓷,都充分體現瞭這兩個特點,“985 件的瓷器數量絕非傢用瓷器,器物中重復器型、重復紋飾的數量巨大,僅青白瓷菊瓣碟的數量就多達百餘件,龍耳簋、琮式瓶、鬲形爐等有禮制色彩的器物出土說明這一類器物已經世俗化,脫離瞭宋代官窯陶瓷禮器的使用范疇,作為商品銷往四川地區,是日常生活所用器物。因此,在南宋時期,瓷器貿易是推動瓷器生產大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戰火紛飛埋藏器物

動蕩不斷難回故土

為什麼會在四川發現如此之多的窖藏文物呢?

通過梳理這些窖藏可以發現,它們呈現出三個主要的特點:第一,窖藏年代大都集中在南宋寧宗嘉定以後到南宋滅亡(1208年~1279年)的70年間﹔第二,分佈地點主要在四川中部的四川盆地,西至雅安、蘆山,南至長江以北,在當時屬於四川人口密集、經濟附屬的地區﹔第三,物品多為富戶所埋。這一時期,正是蒙古軍隊與宋朝的抵抗力量在四川反復拉鋸的時期,窖藏的主要集中地,也多為當年的主戰場或元軍進軍路線。也就是說,這些窖藏很可能是當時人們在紛飛的戰火中,為自己未來重返故土,埋下的一點種子。遺憾的是,這些器物的主人,應當是再也沒能回到故鄉。

自古以來,四川因較少受到戰亂影響,經濟不斷發展,到唐朝時已有“揚一益二”之說,成都已是全國最大的城市之一。1165年,南宋與金達成的隆興和議,到1228年蒙古軍隊第一次入侵四川前63年的時間裡,四川的外敵威脅基本解除,除瞭短暫的吳曦叛亂以外,總體承平,人民安樂。對於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來說,四川一度貢獻瞭全國稅賦的三分之一。這種局面直到宋蒙戰爭全面爆發才被打破。

四川是宋蒙戰爭的前期主戰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南宋紹定四年(1231年),蒙古軍隊假借討伐金國之名攻襲四川,宋廷採取議和政策,加之川民防守意識薄弱,使得巴蜀之地損失慘重,宋守將均向四川腹地撤退。但蒙古軍隊並未深入四川內部,在佔領瞭一百四十多座城池要塞以後退兵﹔

第二階段始於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這次蒙古軍隊大舉攻蜀,旨在奪取西蜀重地成都,破壞四川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根據記載,元軍兵分三路,最終匯集於成都附近。九月十九日,三路元軍合力攻破成都,“二十七日掠眉山,二十九日焚青神。”元軍兵鋒所至,四川四路僅變州路(今奉節)和順慶府(今南充)、瀘州(今瀘州)、果州(今南充)、合州(今重慶市合川東)幸免。這次戰役以後,宋廷開始意識到四川地區的重要性,改變瞭先前的防守政策,投入大量兵力,蜀地漸次收復,任命餘玠治理四川,四川的生產和發展也逐漸恢復。

南宋寶祐六年(1258年),圖謀一統大業的蒙哥汗實施其圖蜀滅宋的計劃,元軍從漢中、西南兩路入蜀。1258年前後,川西平原已盡在元軍統治之下,“成都、彭、漢、懷、綿等州悉平,威、茂諸蕃亦來附。”,“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1276 年元軍進入臨安,南宋滅亡,元朝基本確立在四川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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